公元41年，16岁的东汉太子刘彊跑去求父皇刘秀废掉自己，而且求了整整两年。刘秀不答应，他就接着求。最后刘秀拗不过他正规配资公司，把他改封为东海王。结果这一退，退出了中国历史上废太子里最好的结局。
公元26年，郭圣通被立为皇后，刘彊随之成为皇太子。到母亲被废时，他已经当了十七年储君。按照公元58年去世、年三十四的记载倒推，当时的他大约十六岁。
事情棘手就棘手在，刘彊本人没有过错。
郭圣通失去后位后，也没有被贬为平民，而是被安置为中山太后。她所生的其他皇子依然拥有王爵。刘秀没有公开清算郭氏一门，可皇位继承的方向，已经悄悄发生变化。
新皇后阴丽华有自己的儿子刘阳，也就是后来的汉明帝刘庄。朝中人不需要明说，也能看懂眼前的局面：旧皇后的儿子仍是太子，新皇后的儿子却越来越接近权力中心。
这种局面最怕拖。
时间越久，围绕两个皇子的猜测就越多。刘彊即便没有争位之心，也可能被别人当成一面旗号。有人想保住旧太子，有人想讨好新皇后，原本平静的东宫，随时可能变成各方试探的地方。
刘彊决定从自己这里把死结解开。
他并非只向父亲说了一次“不想当太子了”，而是多次通过身边近侍和诸王转达心意，请求离开东宫，改做一名藩王。这种办法很慢，却显得慎重，不像赌气，更不像逼迫父亲表态。
刘秀迟迟没有答应。
一方面，刘彊是没有犯错的长子，刘秀对他并非没有感情；另一方面，刚废掉皇后，紧接着又更换太子，很容易让外界认为，国家储位只跟皇帝的个人感情变化有关。
父子亲情、朝廷名分和下一代的继承问题，全压在了这一件事上。刘秀舍不得，也不好轻易落笔。
刘彊没有因此拉拢大臣，更没有拿长子身份向父亲施压。他反复表达的只有一个意思：愿意退出继承次序，到地方做一个守土诸侯。
这场请求从建武十七年拖到建武十九年。
公元43年六月，刘秀终于下诏，改封刘彊为东海王，立阴丽华之子刘阳为皇太子，同时将刘阳改名为刘庄。
刘彊失去了皇位继承权，却没有背上罪名。刘秀还在诏书中肯定了他的谦让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：刘彊不是作为失败者被赶出东宫，而是带着父亲认可的体面退了下来。
补偿很快跟着来了。
刘彊除了拥有东海国，还兼有鲁郡，封地合计二十九县。他所使用的仪仗、宫殿和礼乐，也明显高于一般诸侯王。刘秀这样安排，既有对长子的歉意，也是在告诉群臣，改立太子并不是因为刘彊有罪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刘彊没有马上前往封地。
他在公元43年受封，直到公元52年才正式就国，中间相隔了九年。假如刘秀真把这个儿子当成随时可能谋反的威胁，绝不会让他长期留在京城。
这说明父子之间虽然存在储位难题，却没有彻底失去信任。
刘彊准备前往封国时，又多次上书，请求退还朝廷额外赏给他的土地。他还请新太子刘庄代为转达，表示自己所得太多，心中不安。
刘秀没有批准，反而把刘彊的奏章拿给公卿观看。
一个退出太子之位的人，连已经到手的封地都不愿多拿，这比任何口头保证都更能消除疑心。刘彊不只是退了，他还在主动切断别人利用他的可能。
公元56年，刘彊回到京城，跟随刘秀参加封禅，随后留在京师。第二年春天，刘秀去世，刘庄即位。刘彊到当年冬天才返回封国。
父亲在世时的退让，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。新皇帝登基以后，兄弟之间如何相处，才是真正的考验。
很快，一封密信送到了刘彊手中。
写信的人其实是广陵王刘荆。他冒充刘彊舅舅郭况的口吻，不断翻出郭圣通被废、刘彊失去储位等旧事，劝刘彊趁着国丧起兵，还声称凭刘彊的长子身份，完全可以争夺皇位。
这封信抓住的，正是刘彊最容易被挑动的伤口。
刘彊没有把信留下观察风向，也没有私下寻找写信之人。他马上扣住送信者，把书信原样封好，直接上交朝廷。
这一举动，比当年请辞太子更有分量。
假如刘彊把信藏起来，即便没有行动，日后也难免被怀疑。可他第一时间交人、交信，等于把自己的态度彻底摆在刘庄面前：过去的储位之争已经结束，他没有借机翻盘的想法。
公元58年，刘彊病重。
刘庄派太医乘坐驿车赶往鲁地，又命几位兄弟前去探望。临终之前，刘彊仍在上书，请求把东海郡还给朝廷。他担心儿子刘政年幼，承受不起过大的封国和过重的恩宠。
到了生命最后，他考虑的仍不是怎样多留一些，而是怎样少留一点后患。
刘彊去世时三十四岁。刘庄看到他的遗表后十分悲痛，陪同阴太后到津门亭举哀，并派重臣处理丧事。朝廷给予高规格礼遇，同时照顾刘彊一贯节俭的心愿，减少了随葬物品。
在我看来，刘彊的选择并不是胆小避祸，而是看懂了名分和现实已经错位。继续占着太子之位，即使自己不动，身边的人也可能替他动；本人没有野心，外界照样可能把他当成争权的旗号。
他让出的只是一个位置，换来的却是父子没有相残正规配资公司，兄弟没有相斗，家族也得以延续。很多人以为只有牢牢抓住才叫本事，其实在不该争的时候及时松手，同样需要清醒的判断，更需要十几年始终如一的克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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